Entries Tagged '计划集' ↓
05月 28th, 2008 — 计划集
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后，我将其翻译了出来，聊表对遇难孩子的同情和对那些家长的支持。
原文：Parents’ Grief Turns to Rage at Chinese Officials
作者：ANDREW JACOBS
翻译：阿呆
发自都江堰——四川地震将许多孩子掩埋在教室中的废墟之中，那些失去了孩子们的父母，将哀悼仪式变成了抗议和声讨的会场，迫使官员关注起因公立学校的劣质建筑而日渐增长的政治反响。
据估计，大约有1万名儿童丧生于此次地震中。这些孩子的家长，一反平日面对政府官员时的小心谨慎，为倒塌的学校而变得愤怒万分。一些穷人孩子所在的学校在地震中化为废墟，而不远处的政府机构和许多精英学校却在5.12地震中幸存下来，许多家长说当他们得知这一情形时感到更加沮丧。
星期二，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举行的纪念遇难孩子的一次非正式家长聚会，最终演变为愤怒的声讨会。一位与会的父亲，名叫刘立福（音），是石矿厂工人，抓过麦克分，开始呼唤正义。他的女儿叫刘丽，15岁，和当时还在上生物课的同学一起在地震中丧生。
“我们要求政府严惩那些和教学楼垮塌相关的凶手”，他高呼，“请在请愿书上签名，以便我们能找到真相。”
人群变得越来越激动。有些家长说，当地政府在几年之前就知道这所学校不安全，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些人回忆说，地震后两个小时，救援人员就发现了聚源中学的情况，即便在当时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却在地震当晚10点停止了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9点才恢复搜救。
尽管没有官方统计的伤亡名单，家长们说，这所学校900名学生中只有13名孩子生还。罗管敏（音），一位怀中小心地抱着16岁女儿罗丹照片的农民，说道：“对学校教学楼质量有责任的人，应该被带到这儿枪毙。”
从上周末开始，四川南部的几个城镇出现了抗议者和官员之间的尖锐对抗。绵竹市福信第二小学遇难孩子的数百名家长，在星期天上演了一场事先并无准备的示威活动。一名官员试图向人们保证他们的投诉会认真处理，家长们围住了这名官员，朝着她大喊大叫，直到她晕倒在地。
第二天，绵竹市委领导走出办公室，同家长们谈话，试图阻止这些家长们向成都行进。成都是四川的首府，家长们认为他们可以在那儿得到上级政府对调查的支持。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双膝下跪，请求人们放弃上访，但家长们却朝他的脸上怒吼，接着继续上路。
后来，当人群逐渐汇聚成几百人时，有些家长同警察发生冲突，几人流血，几人因激动而颤抖。
示威者威胁要破坏政府意图树立的宣传形象，诸如政府对地震的快速反应、对15万解放军在灾区英勇救援行动的强调等等。内容审查人员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阻止了对争议学校的详细报道，但是，那张蒋先生跪对示威者的图片，轰动了一些网络论坛，将全国的注意力再次带回到这一事件。
《财经》，作为中国最大胆的杂志之一，在最近一期的社论文章中呼吁政府部署对学校问题建筑的调查。新华社，作为官方通讯社，也发表评论文章说政府应该快速作出反应。
北京当局开始认识到这一事件的微妙之处。星期一，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承诺重新评估位于地震区域中的校舍，并补充说，那些在学校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行为的负责人将会“严肃处理”。
四川当地的官员，也在外部压力下有所表示。
在北川，官员宣布对当地一所在地震中夺走1300名孩子生命的中学进行调查。
星期二，通过接受记者的电话访问，成都两名省上的官员誓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然而他们认为，全面调查暂时应该让位于对幸存者的救助。
“我们还没有对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展开正式调查，但将来肯定会的，当我们完成对灾民的安置工作之后。” 四川省建设厅官员田丽雅（音）这样说到。
从事态爆发到现在这几天的观察来看，任何推诿都是对愤怒的家长们火上浇油。星期六，在同共产党官员面对面的接触中，家长们将绵竹市委副书记围在中央，称她为骗子，因为在副书记关于福信第二小学的灾情报告中，没有提及已经死亡的127名学生。
“为什么你不对我们做些好事？” 人们大声说道，“为什么要骗我们？”在接下来的20分钟，家长们一直都围着她大声喊叫，直到后来市委副书记被一名副手带出人群。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家长将怒火转向了蒋先生。当蒋书记的答复不能满足家长们的要求时，他们开始向成都行进。蒋先生几次给人们下跪并请求他们停下脚步。“请相信绵竹党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人们继续前行。
三个小时后，警察试图干预。在随后的冲突中，遇难孩子照片的碎玻璃致使几位家长流血。经过一番紧张的对峙，示威者同意坐上去德阳的大巴。在德阳，他们遇到了德阳副市长，这位副市长承诺第二天就展开调查。
“我希望你们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德阳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在送离家长们时说，“政府将成立调查组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聚源中学遇难孩子的家长说他们还没有听到都江堰政府的消息。一些家长说，学校的老师说家长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大概每位孩子4500美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年收入——如果他们能停止日益引人注目的公共运动。
“我们不想要他们的钱，我们只是希望这种腐败行为得到惩处。”罗女生说，她是位农民，其他人点头表示赞许。许多家长表示，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因为地震后，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都没有派人对他们表示慰问。
在都江堰的这次周二的聚会上，官方的唯一出场，是两辆满载消毒粉的卡车，在仪式开始时出现。当父母们点上蜡烛和香火时，一名工作人员开始对着废墟喷洒消毒药水，一股刺鼻的味道顿时飘散到人群之中。接着，也许是感觉到了人群中的不满，这位工作人员也离开了。
按照孩子所在的班级，家长们组织了起来，当他们排好队列后，开始互相倾诉各自的伤痛。“当他们将我的孩子救出时，他不停地要水喝，但他还是死了”，王朝平（音）说，手里拿着张护照般大小的16岁儿子王庭海（音）的照片。王朝平说，“他不是最好的学生，可喜欢体育。”
有些父母怀抱着孩子的照片和各种翻旧了的奖状，将它们放在孩子们丧生的废墟之上。男人们点燃鞭炮驱散邪灵，将纸钱揉在废墟中静静燃烧。
之后，扩音器开始播放哀乐，几乎与此同时，100多名失去了子女的母亲们放声痛哭，哭泣声淹没了哀乐。因为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些母亲只有一个孩子。丈夫们也在默默地抽泣，现场一片无法抑制的悲痛之情。
“我们这么辛苦得抚养你，你却突然离开我我们，”一位妇女一边哭诉，一边用她的拳头击打聚源中学的废墟，“你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在聚源中学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都为当地的农民和附近的工人，这些父母现在没有了家园和工作，同时，也没有了孩子。
许多人，和43岁的李平（音）一样，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以应对一日三餐和房费。
“我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唯一的孩子身上，”李先生说，他因为慢性肝病已不能工作。“他们曾经答应在我们老的时候支持我们。”他情绪好了一点，但接着停下来说，“我们不是向政府要钱，我们只是希望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孩子死了。”
相关阅读：
家长为地震遇难学生上访 绵竹书记下跪挽留(图)
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直面遇难学生家长
教育部发言人分析灾区校舍倒塌原因
震区校舍坍塌引发强烈反响
03月 12th, 2008 — 计划集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无国界记者于3月12日发起第一个网络自由表达世界日，并再次启动它的“反对新闻审查24小时”活动。
凑巧，我在isaacmao的Blog上看到这个话题：就选举问题向台湾部落格朋友征问，其中有个问题是：
从你个人的思想经历，如何为中国的民主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
多名台湾部落格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到应该放开网络内容审查，以启迪民智。
kenworker说
讓各種訊息以及想法（呼應第一問）讓中國人民充分理解，則可能潛移默化地推動民主
pipperl说：
如果中國在社會或是網路管理上能採取容納多元的雅量及措施，我覺得對於民主的發展會有幫助的。
annpo说：
網路要開放，言論自由要開放。夠多的閱讀，夠多的接觸，讓人民能得到知識思考的機會，如此才能做出合適的判斷。才能真的去摸索出中國的民主。
我相信，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接触多元的信息，天塌不下来，没有人愿意如同傀儡般的生活，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谎言和恐惧的世界中。
02月 20th, 2008 — 计划集
下面的文章是我翻译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咱们不是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那就看看对中国并不友好的印度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成就及问题的。
原文：Poof The Magic Dragon
翻译：阿呆
中国或许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它的一党制却问题多多。这个月初，当数百万人因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暴雪之灾困在路上和火车站时，一党制的一些弊端便暴露了出来。
一些省份断电，很多地方饮用水和食物短缺。灾情非常严重，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作出道歉。国家领导人向公众道歉，在中国是罕见的。上一次是赵紫阳1989年向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道歉。
暴雪造成的混乱以及政府的回应凸显出中国当前体制的漏洞。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和威权政府有效掩盖了困扰中国当前体系的诸多问题。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言之凿凿地指出，重大饥荒不会发生在民主体系之中。他援引印度作为例子，饥荒——例如1943年英属印度的饥荒——随着多党制民主体系的建立而消失。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在1958至 1961年间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近三千万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死去。这个类比还可扩大到天灾人祸常被隐瞒不报的当代中国。
据估计，中国660座城市中，五分之一的城市极度缺水，90%的城市面临水污染的问题。
两年前，两座主要城市——哈尔滨和广州——由于河流被国有工厂泄漏的化学品污染而断水数日。如果中国官员不恪尽职守，类似事故将会重演。经济学家业已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情况日益严重，而且人口问题也日益难以驾驭。中国警方纪录显示，1994至2005年间，社会动荡骚乱事件增加了八倍。
据说，中国在提供硬件基础设施方面仍然领先印度，而且，在许多人类发展的指标方面，诸如卫生医疗和扫除文盲等，中国也遥遥领先于印度。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专制政权能力力排众议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我们不认为这些成就有多么神奇，也不认为那些成就会让我们首肯专制统治。举个例子，森已经指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喀拉拉邦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中国。喀拉拉邦不同寻常的纪录表明，只要提高识字率并建立健全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在人类发展方面可以和专制体系一决雌雄甚至击败专制社会。就这一点而言，不啻是对那些视中国为印度楷模的人以当头棒喝。
01月 26th, 2008 — 计划集
作者：ADAM COHEN
译者: 阿呆
原文：Why the Democratic Ethic of the World Wide Web May Be About to End
万维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民主气质的大众媒体。有句俗语说得好，新闻自由只属于媒体的拥有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受控于那些能买得起广播执照的有钱人。但是只要你拥有一台可上网计算机，你就能和亿万潜在的受众取得联系。
这个民主的万维网并非新近才出现的。1989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爵士发明了万维网，他当时构想，每个人都能在万维网的平台上平等地交流。但是他的这一愿景，正在受到来自与通讯公司、有线电视公司以及其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威胁，这些公司和服务商试图建立一种会造成互联网站层级体系的新的收费系统。大公司的站点能够支付起这项新费用，而与此同时，小公司的站点只能关门大吉。
蒂姆爵士，向来行事低调，最近为支持“网络中立性” 仗义执言，所谓“网络中立性”是指要求所有在万维网上的站点保持平等。一旦分层定价，这些鼓吹新费率体系的公司将定赚几十亿美元，正因与此，他们开始联合起来进行花言巧语般的游说和公关。但是，蒂姆爵士和其它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支持者，也在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不同政治谱系支持者，这些来自于网络的支持者要求国会保持现有网络格局。
万维网，是蒂姆爵士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作为科学家工作时发明的。万维网常常与互联网混为一谈。但像电子邮件之类，运行在彼此连接的计算机网络之上的大的网络才是互联网。蒂姆爵士架设了一个开放式的网站，允许任何人连接到网站，并开始接受和发送信息。
这种开放体系使目前已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商业和通讯应用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开放体系，使得彼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一个有时在家工作的不出名的程序员，能够建立起全世界的任何人都能够访问的在线拍卖站点——也就是后来的eBay。正是由于人们可以建立有着万维网前缀www，任何上网之人都能访问的互联网站，博客现象才有可能出现。
去年，AT&T首席执行官的一席话在网络世界激起轩然大波，他问到为什么网络站点就应该“免费使用AT&T的线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似乎可以为网站和他们的顾客牵线搭桥为由，向网站收费。那些承担不起这项新费用的网站还可访问，但速度很慢，或者干脆就会访问不了。
一个分层的互联网在许多方面都会带来威胁。比如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会封杀那些政治态度不合他们胃口的网站。即便服务商不会以网站内容为由施行歧视政策，接入费用还是会将那些小规模的、比较穷的站点自动边缘化。
想想在线视频吧，它们依赖于更快的网络速度。互联网用户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家中有线电视系统没有的频道，比如BBC世界，他们还可以访问视频博客和视频站点，比如YouTube.com，在YouTube，人们可以上传自己创作的视频。而在分层计费体系下，互联网用户可能只能从几大大公司的频道中观看视频了。
蒂姆爵士预期将有很多伟大的互联网发明即将发生，其中许多都和视频有关。他相信有一天，正在车祸现场或者游行示威现场的人们，能够用手机拍下现场的照片，然后拼凑成一个关于当时情况的三维图像。像这一类的创新将会因为传送视频图像需要的高速带宽收费而夭折。
那些反对网络中立性原则的公司，一直在进行误导性的宣传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许碰互联网”，看起来好像保护互联网现有形式的草根运动。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希望阻止政府对互联网的保护，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是这场争论的另一方也有来自于大公司的支持者，比如Google和微软，因为他们也依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服务放到网上，而新收费体系将会打击这类公司。反对新费率体系的阵营中也有来自于各色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者。基督教联盟主席，在这一问题上和moveon.org是盟军，最近反问，“一旦利欲熏心的有线电视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不喜欢有利苍生的组织使用公司的高速网络去做有益天下生命的活动，那后果会是什么？”
免费使用网络的支持者已经蓄积了一些力量。一个名叫Savetheinternet.com的组织，声称其声援信已经收集了70多万人的签名。上一周，一项支持网络中立的两党联合法案，其提案人为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詹姆斯·森森布伦纳以及密西根州民主党人约翰·小柯尼尔斯，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优势得以通过。
蒂姆爵士呼吁说，网络服务商也有可能被自己推出的分层收费系统所伤害。正因为网络为冲浪者、博客以及下载者提供了无限的远景，互联网才得以超常发展。用户是聪明的，民主的网站不会为只限于有钱企业的内容提供商支付费用。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蒂姆爵士说，“那将是所谓的有线电视。”
01月 23rd, 2008 — 计划集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
译者：阿呆
原文：China’s feudal county cadres: “defamed” and dangerous
当“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进京传拘记者”的新闻上一周在中国迅速传开之后，读者惊叹此举之胆大妄为——这些飞扬跋扈的芝麻小官这次确实太过分了。现在事态似已进入诉讼阶段，尽管西丰当局业已道歉，记者朱文娜还是表示她将起诉张志国。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西丰案在中国并非特例，而是平常之事。这几年，“诽谤罪”的警棍多次狠狠地落在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上——如彭水诗案、山西稷山公开信案以及河南孟州案。
这几个案例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诽谤罪”为由。这些案例都涉及县级干部滥用公权以平息异见、掩盖丑行以及打击政敌。专栏作家熊培云描述这种现象为“挟公权泄私愤”。
事实上，中国反复无常的县官们的故事由来已久。
郡县制建立于秦朝，而汉字“县”，则和秦帝国紧密相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不但建立了郡县制，而且还统一了汉字书写体系。
在郡县制中，“县”只表示一种行政管辖权。公元二世纪儒学家许慎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县”字实际上是一个倒悬的头颅——有注释者说，将犯人砍头示众，以效敬尤，这是残酷县级封建统治的例证。
根据南方都市报《县官专权的汉字溯源》一文的说法，汉字“县”的设计就是要让中国人心生寒意。这种说法是对县官们权力中暴力之因的最基本的解释。
还有文章认为，在秦朝，县官有时候还被叫做“破家的县爷”。
但同时，这些任性的县官们的故事又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样年轻。
近十年对GDP和经济增长率的强调几成偏执，地方官员为了一个漂亮的数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地方领导人现在有了更大的权力，而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却少了，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领导人滥用公权也是必然。
地方干部为了达到经济（政治）上的目标，常常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如果他们的野蛮策略引起了上级行政部门的注意，后者往往会掩盖问题，以避免受到更高一级行政部门的审查。
在没有外部监督和制衡情况下，一位评论员最近说到：“监督者变成了同谋者”。
自古以来县官专权的传统和追求经济发展的政治压力，这两个因素合力形成了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权力病根。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在中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历史问题，有句谚语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在那些北京无暇顾及，远离省会的边远县城，地方领导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摆弄公权——诸如警察、法院和检察官。
县，对普通公民而言，因此也成了最能全面感受政府权力的地方。随着普通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问题已迫在眉睫，辽宁女商人赵俊萍的个人遭遇，已成为全国性问题。
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最近写道：
在我看来，当前官民冲突的增加，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社会趋势：一是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在本质上符合构建法治社会的全民共识；一是某些地方官员的权力膨胀，它从根本上阻碍实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理念，已经成为改革的负面因素。这两种趋势的交叉和碰撞，使得过去被掩饰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
这种趋势最近在中国一些县级政府屡屡炮制的“诽谤”案中清晰可见。而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只有非常出格的地方非法之事才会泄露出来，并在全国媒体中得以报道。
这些诽谤指控，是地方官员对公民话语权和挑战其权威的舆论进行钳制的大胆尝试。
最近的西丰案和彭水诗案都进行了适当的报道，南方周末在去年的6月28日还报道了河南孟州案。
在这一案例中，孟州县的六位农民，由于散发揭露村营企业中经济问题的“正义的呼唤”的公开信，被当地县委书记以诽谤罪起诉，关押了六个月。
这些农民甚至先后两次被迫游街示众，这种做法不免让人想起文革。
“啊，又有官员被诽谤了，”在孟州案进入审理阶段时，专栏作家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很快做出了反映。
熊培云的文章让我们了解到了发端于秦朝县级行政暴力，知晓了“诽谤”二字的根本性的扭曲。
公共空间的这种不幸转折，同样体现于“诽谤”二字的意义变迁。早在先秦时期，“诽谤”和今天的“批评”、“评论”一样，不过是个中性词，并不像秦以后那样让听者毛骨悚然。然而“焚书坑儒”以后，“诽谤”便基本上是死罪了。此后漫长的两千年，大概只有汉文帝为中国皇帝争了点光，在其治下曾经明令废止“诽谤” 法。到了武帝时期，“诽谤”不但重出江湖，反而更加酷烈。
汉字“谤”还和历代王朝都会树立在国都的著名的装饰柱——“华表”有着联系，通过华表，人们可以安全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收集意见的柱子也叫做“谤柱”，或者“批评和意见之柱”，在有些场合，还被错误的翻译成“诽谤柱”。
在县级暴政背后潜伏着的深层次的国家问题，当然就是迫切需要的政治改革。在西丰“诽谤”案事发之后，专栏作家景凯旋写道，只有改革才是地方滥用公权顽疾的解毒剂。
试图拘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的行动，在中国媒体中，激发了一场关于如何保障宪法第二章第35条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讨论。景先生写道，宪政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讨论民主问题。
景先生认为，“在现代国家，宪政与民主是一体的。宪政解决的是权力的配置和制衡，民主解决的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根本的限权。”
他总结说，“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
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中国那些胆大妄为的县级干部将会继续胡作非为，而不受任何惩罚。当越来越多觉醒的民众想要表达他们的意愿之时，这些干部还会故伎重施，我们可以料到，将会有更多的“诽谤”案浮出水面。
法律，毕竟掌握在那些无视法律的人的手中。
熊培云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可谓简洁，他在去年河南孟州案时，借用法国革命家罗兰女士的话说，
“啊，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相关阅读：
